5月8日，廖华收到了山东省滨州中院对其“贩卖毒品”案件发回重审的通知。2023年7月，廖华在病友转药群中转售父亲生前剩下的止痛药，包括50片马多缓释片和22片氨酚羟考酮片，共售得260元。家住广州的她被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警方抓捕，涉嫌罪名是贩卖毒品罪。记者查询发现，廖华转售的曲马多为第二类，羟考酮为品，都属于阿片类药物，是“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品和”。（5月27日新京报）

　　很多人贩卖剩余的处方药，多基于两种原因：一是因为法律常识不足，因“不知者无畏”而犯险；二是通过贩卖药品，既可以减少浪费，又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，也算“一举两得”。不过，越是管控严格的药品，对处置的要求越高，贩卖的法律风险也越大。除了由此暴露宣传引导力度不够，部分公众的法律素养不足外，折射出药品回收渠道不畅通，无法达到有效疏通并解决最现实的需求，已成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根据《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书》，我国约有78.6％的家庭备有家庭小药箱，却有80％以上的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药箱的习惯，全国一年因此产生的过期药品约1.5万吨。药品随意丢弃处置不当，会污染水体和土壤。如果有正规的回收渠道，给价格较高的处方药一个回收成本或部分止损的机会，贩药人也不会被不法者诱导违法，将自己置于触犯法律的风险中。

　　不过，过剩或过期药品回收知易行难，仅靠公益性和自觉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，都会受到经费预算、储存条件、销毁时效长等因素的影响，加上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作为引导，公众参与的热情也会因此受到影响。

　　药品从生产到流通，从使用到回收是一个较长的链条，需要每个环节都要做到精细化管理和明晰化组织。从既有的情况看，首先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明确药品回收处置的主体责任，既要优化升级药品小规格、小剂量包装和拆零销售服务，从源头上避免浪费和过剩，又要构建政府主导、企业参与和专业回收的责任体系，制定“以旧换新”“有奖回收”等激励措施，提升公众参与的热情，同时要以财政奖补和其他优惠政策为导向，激活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其中。

　　此外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通过立法的形式，建立强制性过期药品召回机制，使之成为药企的一项义务。同时，建立失信药企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对于拒不执行过期药品召回制度的药企，列入失信“黑名单”，实行联合惩戒，并限期整改。

　　只有当药品回收的难题得到了根本破解，则“转卖止痛药获刑”才不会成为民生之痛。